考察外国文学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，是选取了一种断代的研究视野，研究者大多着眼于一种近距的局部透视，通常以个别作家或者作品文本为研究对象。如若统观外国文学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，总结一些较为普遍存在的整体特征，诸如影响的产生方式、方面以及程度，或许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就是扩展观察的时空，将外国文学对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影响也摄入眼格，两相比照，见出各自的典型特色。
大体而言，外国文学影响中国作家的历史，始于本世纪初叶。早在17世纪之初，利玛窦、庞迪我以及金尼阁等西方来华传教士将《伊索寓言》介绍给中文读者，大概应当算是中译外国文学的先驱。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内，虽然断断续续有不同体裁的外国文学作品译入中文语境，而在林纾1898年翻译出版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之前，中译外国文学始终没有形成气候，译者也大多为西方传教士。经朋友劝说，林纾参与了翻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，这本来是一次偶然的个人行为，林纾希望藉此排遣丧妻之后的郁悒，全然没有料到这部译作能够骤然在社会上掀起波澜。此后，由于社会政治取向的缘故，林纾的翻译激情也一发而不可阻厄，其翻译作品弥散于报刊书肆，促使中国出现了历史上译介外国文学的首次高潮。外国文学对于中国作家的影响，也由此而生发。
从本质上讲，林纾参与中译外国文学的身份，与其说是译者，毋宁说是作家。作为清末典型的老派文人，林纾目不识西文，足不曾出国门，对于域外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的了解极为有限。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方式，基本上类似当今辑录他人口述历史的作家，但是能够凭借其本土文学传统的卓越修养和艺术想象力，自觉地将笔录与创作合二为一。在林纾看来，他所致力的事业是为社会提供一种中西合璧的文化产品：一方面力争最大限度地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文本内容，另一方面又着力将中国文学传统融入其创译的文本。这种翻译／创作的模式，在清末民初风行一时。对于梁启超、苏曼殊、鲁迅、周作人、周瘦鹃等成就显赫的中国近现代作家而言，外国文学对他们的影响都可以追溯到其早年译介外国文学的经历，即或多或少都有过像林纾那样自觉将翻译与创作融为一体的实践。譬如梁启超的《十五小豪杰》和苏曼殊的《惨世界》，都是相关实践的结晶。反观中国当代作家，绝大多数接触外国文学进而接受其影响的方式，是必须经由译作的媒介，显然有别于上述近现代作家。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，自然比较复杂，一言难尽。与普通读者一样，作家阅读外文原作或者译作，感受不尽相同，甚至有显著的差异。同理，作家有无外国文学翻译实践，对于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，也会具有潜在而深刻的作用。
作为个案分析，回顾20世纪不同时期中国诗人接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历史，也许有助于廓清外国文学在中文语境中产生影响的方式、方面以及程度等方面的变迁。“五四”时期，激进的中国诗人接触惠特曼，没有语言的障碍。1919年，惠特曼最早由田汉译介到中国，后来闻一多、戴望舒、鲁迅、艾青等人也曾翻译、介绍或者评论这位诗人及其作品，赞赏他的创作主旨及其诗风。郭沫若在日本接触到了《草叶集》的英文原作和日文译作，心灵之契合，情感之投缘，价值之认同，犹如水乳交融，难分彼此。如果说惠特曼在郭沫若“五四”时期的一些主要诗作中得到了再生，并非夸张。单是比较主题、诗句结构、词汇特征、意象、韵律等诗歌表征，便可以印证惠特曼对郭沫若的显见影响。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，顾城曾坦言，惠特曼是真正使他的心灵产生震撼的诗人。然而与郭沫若不同，顾城从惠特曼那里领教的不是放荡不羁的诗风，而是一种内在的、深沉的个性。同样使我们感兴趣的，是顾城与惠特曼之间产生碰撞的方式。顾城七、八十年代阅读的《草叶集》并非英文原文，而是楚图南先生四十年代末译出、1955年修改后出版的中文重译本。外国文学作品的文本语言形式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作品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感染力，可能值得探讨。
非作品文本的影响方式，诸如文学理念，与外国作家的交往，阅读评论外国文学的著述，对于中国近现代作家与当代作家而言，也大不相同。梁启超那一代人相信，改造人的思想，重塑民族精神，乃至于改朝换代，必须以小说为干戈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文学作为传播思想、意识形态、文化的媒介，处于几乎没有其它形式竞争对手的优越地位。文学可以包打天下，在这一信念的策动之下，作家纷纷身体力行，自觉地吸收、消化外国文学，纳新吐故，试图创作出能够完成历史使命的作品，尽管他们的动机和行为使文学承载了过多的非艺术负荷。对于近现代作家而言，民族利益的驱动，远远高于作家个人的艺术旨趣。因此，外国文学对于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影响，更带有整体性的特征。
当代则是另一番情形。社会的全面开放与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，为作家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广阔的空间。然而就外国文学的影响而言，一般的感觉是：接受影响的作家在数量上多于近现代，表面化的“接轨”红红火火，也不乏令人扼腕称快的成就，而整体上消化外来影响从而孕育新的艺术生命的底气却似乎在消退，这种现象的成因可能比较复杂，不过下面两个因素显然应当包括在内：一是作家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文本形式，二是文学理念以及文学社会地位的嬗变。
